十一 今昔相比两重天（1/2）
今天有什么安排？
吃过早饭，我帮他洗刷了碗筷，对马叔说。
村里的你已经见过了，咱们今天到城里看看吧，天气也好，看看我们县城的风貌。
好吧，我说。
我们便开着车上了马路，三十里的路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整个街道上我们转来转去，车都停的满满的。一直到南大街的街头，才有几个空车位，我们把车停好，锁上门，便来到了街上。
我们是从南边来的，南大街好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，也是最长的一条街。街道两旁，店铺林立，风格各异的牌匾，挂在店铺的上面，造型别致，名字新颖。街道非常整洁，几步远就立着一个垃圾桶，全是那种小型的桶。环卫工人们身穿环卫服，手里提着扫帚和垃圾袋，不停地巡视着，只要有一片纸张，一点垃圾，很快就会收拾干净。一辆垃圾车播放着环卫工人之歌，缓缓地驶过来。店铺两边的工作人员很快便自觉地提着垃圾袋垃圾桶，走到垃圾车跟前，倒进里边。歌声停下后，便开始播放环卫公司的规定：垃圾车定时回收垃圾，要求人们不要把厨余垃圾和自己屋子里边的垃圾，倒进垃圾桶里，而要等车过来以后，倒进车里直接收走。街面上不再放大型垃圾桶，希望经营户们要爱护环境，积极配合。
这还真有点都市风格，我看着马叔叔说。
确实是，他说，以前就是那种大垃圾桶，敞开口子，谁家也想倒垃圾，但谁家也不愿意把垃圾桶放在自己家门口。常常因为这个跟环卫公司的人顶牛。现在好了，这些小垃圾桶，都是一般垃圾，没有那种散发着臭味的厨余垃圾。人们反而自觉自愿地向环卫部门要垃圾桶。当然了，这也有两面性。
有什么坏处吗？
我问他。
流浪汉和流浪狗，这下就断了他们的粮食了。他说，现在的流浪狗和流浪汉，要比过去的县委书记的生活条件还好，这下他们可享受不上这么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了。就从垃圾上也能看出社会的巨大变化，完全是今非昔比。
这怎么说呢？
我惊异地望着他。
过去任何一家的垃圾堆里，包括饭店里食堂里，都不可能有剩饭剩菜倒出来的。就算是有，也绝没有过油肉肉炒面，大鱼大肉这样的东西。面条都是两搅面，有一半粗粮。而现在你到那个车上看看，最差的盘子也是炒豆腐，炒莜面。县委书记家，也不可能经常吃到的。普通老百姓连想也不敢想，连窝窝头都吃不饱，有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想倒掉？那是要犯天条的，叫暴殄天物。我们古代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个最厉害的名词，就是要反对浪费的。但现在，浪费最大的就是饭店，流浪汉和流浪狗天天吃的都是食堂里的东西。
我们正说着，见前面真的有一个流浪汉，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吃的。但他确实很失望，这些小垃圾桶里确实没有什么可吃的。
现在社会福利这么好，怎么还有流浪汉？他是外地的吗？
我困惑地问。
不，大叔说，他就是我们本地人，还有三间平房，老婆好像离婚了，但他是有孩子的。
那怎么没人管呢？孩子不管，政府部门也没人管呀？
我说。
他不让管呀，你给他把西装穿上，让他住在宫殿里，天天吃着大餐，他还会逃跑的，还是要捡垃圾吃。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他这样就非常快乐，我们不是讲什么幸福指数吗？显然他认为他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。
他是不是开玩笑说。
我不相信，您在开玩笑。
真的，他说，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，无儿无女的五保护，政府全部兜底，生老病死全部管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都高，根本用不着捡什么垃圾吃的。只是这个人是脑子受了刺激了，跟几个兄弟姊妹分财产的时候，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，一时想不开就这样了。他用这种方式活着，也许才能找到心理平衡。要理解这一点，媒体上不是报道有一个著名的流浪大师吗？你作为记者肯定知道。他还是国家公务员，读的书很多，脑子也不糊涂，而且还有工资。但他就愿意选择这么一种生活方式，还成了网红。这恰恰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：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，不缺德不违法，怎么做都是对的，快乐就好。想必这个人是快乐的。你到垃圾桶里看看，垃圾桶里扔了的那些衣服，随便一件都要比他穿的衣服好得多。他完全可以捡起来穿到身上去。但他偏偏就要穿着破衣烂衫。渴了也不会喝人们给送的矿泉水，却在水洦洦里用手掬着喝雨水。他不愿意跟我们这些俗人一样过世俗的生活，也许他还是一个高人呢。
我被他的幽默逗笑了，跟这样一个老人在一起，一点都不觉得有代沟感。我想一想，他真说得有道理，那个网红流浪大师，完全可以验证他的判断。
我们边逛着边谈论着，他的思维，他的知识，他对人生社会的分析，令我非常惊诧。感觉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读了无数书的基础之上，特别是那些人文类的书籍，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么深的见解了。
我是个车盲。他说，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居然有十二家车行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有车，有车有楼房，是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标配，少一样都不行。房价车价都是年轻人给拉起来的，你看看街上有多少车？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名字。在我看来，所有的车都是一个样子。你们叫小轿车，而我们以前叫圪蟆车。
什么叫圪蟆车？
我困惑地问。
这是一种形象的叫法。你看这小轿车，一个一个都像癞蛤蟆，我们把蛤蟆叫圪蟆，小轿车当然就叫圪蟆车了。
你们可真会想像，我笑着说，我和他挨着看了一遍，一直走到鼓楼跟前。我对他说，车很杂，什么牌子的都有，日系车和国产车多，还有少数几辆是宝马和奔驰，你们这贫困县的人真有钱。
我感慨地说
这个叫藏富于民。一旦新的国家制度建立，首先要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，而不是横征暴敛，强征强购。我们几千年的光荣传统，现在又重新做到了。过去林说国富民穷。他还真说得对：国家造原子弹，造人造卫星，支援第三世界人民，三年困难时期还大量出口粮食，甚至还购买黄金，说明国家并不穷，是老百姓特别是我们农民穷。可现在，连狗也许要比过去农民的日子过得好。
你这怎么说呢？我惊讶地望着他。
这可不是我胡说，这是真的。我表妹家的宠物狗，它居然能分清五毛钱的火腿肠和一块钱的火腿肠的区别：如果是一块钱的火腿肠，它就吃；如果是五毛钱的话绝对不吃。而我们小时候，别说小时候了，就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连火腿肠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，更没有见过。你说现在的狗，不比我们当时的日子过得好吗？当然，我这话可能会惹出麻烦的。咱们不要跟狗比，就跟人比吧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武大郎，那可是那个时代的弱势群体。但他每天吃着吹饼，回到家还炒盘子，还有漂亮的媳妇，住着楼房。尽管房子是租来的，但他的日子绝不比我们现在的人过得差。而要跟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相比，人家简直生活在天堂上，恐怕县委书记也没有他的生活好。
我抬起头想了想，他真的说得很对，的确是这样。
你真是能注重细节，我感慨地说，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出我们现在比过去变化大吗？
那太多了，比如，过去人们办婚丧大事赴宴，不愿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。因为他们不懂得礼仪，只要盘子一端上来，很快就一抢而空，大人根本抢不过他们。可现在，小孩子们都懒得去赴宴，根本不愿意吃这些大餐，宁可在家里吃自己的。即使赴宴跟大人坐在一起，也吃上几口就走了，没有谁会抢着吃的。过年也没有过年的味道，原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过大年。因为过年就是为了吃顿好吃的，吃一顿饺子。现在饺子还稀奇吗？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在超市买上一斤饺子，煮一下就能吃。没有强烈的愿望，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。这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在不差钱了：不差食品，不差衣服。现在很多人过年，自己根本就不做了，在饭店吃饭。那更有钱更讲究的，旅游过年，到外地甚至到外国去过年。我们这里现在也能办签证了，有很多人出国。当然经济条件还不是那么太好，很多人出国是去看望孩子的，因为孩子在外国留学。
他感慨地说。
我想了想，还真是这样。
正说着，我们来到鼓楼跟前。鼓楼像一座塔一样伫立在四条街道的中心，总共有四层。外墙呈枣红色，基础是古砖垒起来的有四五米高。第一层是一个方形平台，四个立面正对着四条大街。第二层以上是木质结构，雕梁画栋，飞梁斗拱，造型奇特，色彩鲜艳。四个角的龙脊上面挂着四个风铃，微风吹来，叮当作响，好像给喧闹的街道伴奏着音乐。四条涵洞贯穿期间，直通东西南北四条街道。洞门口立着几个宣传牌子，有消防部门的防火防震宣传，有学校升学情况的通报，还有环卫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。
他凝神望着高高的平台上面，神色凝重地说，现在不让实行个人崇拜了，要不然，我一定在这几个平台上，塑造三个铜像，以表达我的心情。
你要塑造什么人的像呢？
我看着他说。
你们央视媒体不是常常说，中国人民有三个“起来”吗？
他反问我说。
是的，我说，站起来，富起来，强起来。
有三个国家领导人，正是让我们实现了三个“起来”的：邓小平，胡主席，习近平。邓小平分了地，让我们站了起来；胡主席给我们免了农业税，还有各种补贴，让我们富了起来；习近平给我们办了医疗保险，养老保险，土地确权证，退耕还林，帮助贫困户脱贫，让我们强了起来。这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。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说句难听的话，我们农民完全就是趴着走的，而我连趴着走的权利都没有，完全就是跪着走，爬遃着走的。三个“起来”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。但这想法，恐怕是永远实现不了了，我只能心存感激。
他由衷地说。
我看着他几乎有些虔诚的样子，完全理解了他的想法。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只讲了不到一半，但我完全了解了他的过往，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。经历是人生最好的老师，如果没有他那些真实的经历，他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。这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，由衷地呐喊。不掺半点假，没有任何虚伪的高调，只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。
我们正说着，只见鼓楼北面，离我们不远处，是一处公交停车点。有一位老人正拄着双拐，艰难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好像在等着车。他的一条腿断了，只有半截大腿，在等车的间隙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，仔细地翻看着。我见马大叔的目光，也落在他身上。他指了指那人小声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
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他故弄玄虚，只好反问他。
他可是我们县大名鼎鼎的军长。他笑笑说。
你别逗了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这是个军长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就这样一个人，他连个村长也不像，还说是什么军长！
我坚决不相信。
不跟你开玩笑。他说，他的确是个军长，还当过七天县委书记，他们那个军叫6792军。我要提醒你一下，这是个年月日。
哦，让我想想。我突然想了起来，差不多叫了起来，你是说，文化革命，造反派，这个派成立于1967年9月2日，我说得对吧？他就是这个军的创立者，当然就是军长了。
你可真聪明，让你当记者真是作对了。他是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，学生会主席。想一想他当时的号召力有多强。他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，很快就发展成好几千人。不到十天，他的组织就造了县委和政府的反，夺了县委书记的权，把县委书记也软禁起来，他自己当上了县委书记。不过，好景不长，另外成立的一派叫115师。这你想必也知道，他是林的军队，很快把他们赶跑，师长当了县委书记。后来又有个三八派，三八派是保皇派，有政府支持，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委。三八派的头头掌了权，保护县委领导。如果就这样下去，大家还能相安无事。但两个造反军团极不相容，互相残杀开了。他们就在这个鼓楼上边，每家装了一个高音喇叭，站在上边散发传单，展开辩论。后来发展成推搡武斗，这位军长就是被人从鼓楼上搊下去的，摔断了一条腿。他们兄弟相残，给了保皇派极大的机会。三八派趁机派民兵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城。只要抓住就把他们关在群众专政指挥部，严刑拷打。因为三八派掌管着全县的民兵武装，民兵们都是有武器的。造反派的总部在师范，三八派就带领民兵攻打造反派总部。我的一个表姐夫当时也是民兵，他们半夜里攻打进去。一般的人都放了，每人拿一个大手电，只抓当官的。但当官的有人掩护着早跳墙逃跑了。所以，也没有抓住什么人。但大家都收获了不少战利品，我的表姐夫是一个牡丹牌收音机。那是当时的奢侈品，质量非常好，他用了几十年，一直听到两千年才坏的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县城就是三八派一家独大。造反派就像过街老鼠。半夜偷着回来看一下家人，也得赶快逃走，不然就会有居民举报，三八派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群专指挥部。所以，别看那时社会非常混乱，到处都在打人杀人，我们县城却非常平静，连一场真正的武斗都没有。就是因为这位军长的一条腿，换来了三八派名正言顺地镇压，其他两派，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人民实在应该感谢他，应该给他记一大功的。如果没有他的牺牲，不知道会送掉多少人的性命：宁做和平犬，不做离乱人。就像伊拉克，伊拉克人民我想是非常怀念萨达姆的。
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！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，但我从各种渠道也了解了它的惨烈性，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县城，居然会风平浪静。
所以，他接着说，伟大领袖看到文化革命太乱了，他就动用军队，让军队来支左啊。但大家都是革命者，都是造反派，谁是左派？谁是右派？完全就是难为军人的。军人也没法分别，他们只能支持一派，打压另一派。但到了我们县，723布告公布以后。我记得有一个翁团长，他带他的部队军管，到我们县没事干。因为不管什么派，我们县只有一个派，叫三八派，而三大派又是保皇派，原来的所谓X一个也不少。他只好自任县委书记，支持唯一的三八造反派，非常轻松地没有动用一兵一卒，就完成了他的使命。
我听着他讲过去的事情，真是一惊一乍的。在那个惨烈的时期，这里居然是一个世外桃源。难怪人们活得这样安逸宁静，X在他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，就已经自己结束了。而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军长被人从鼓楼上推下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也该给你们的鼓楼记在功劳簿上，我笑着说。
的确是这样，他说，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墙，他掉下来，也断不了腿；断不了腿就给三八派找不到借口。借口镇压115师的时候，也顺便把他的6792军也给收拾了，真是一举两得。虽然以后也有一两次的反复，两个造反派联合起来，在市总部的支持下，也有一两次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了回来。但始终没有得势，权力始终在保皇派的执掌之下，整个社会比较安稳，没有发生过大的乱子。当然也死过人，不过不是武斗打死的，大多是自杀的。特别是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。这实在是我们全县人民的运气。我们这里风水好，什么风吹过来，包括那所谓的X，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的。
他半是自嘲，半是自豪地说。
我们俩再看看，只见公交车开到跟前停下来，那位功臣，艰难地站起来，拄着双拐，慢慢地上了车，用一张卡刷了一下，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。等人们都坐好了，新能源电动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。
他刷的是老人卡，马叔说，坐公交车是免费的。他当年造反的时候，连公交车长什么样他都没见过。可现在他坐的是免费公交车，还是新能源车，还用着智能手机，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。
他们那个时代的人，不管是工人军人，还是红卫兵造反派，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，到底哪个时代更优越更美好？要自己动动脑筋。
我思索着说。
的确是这样，马叔也附和着说。
我们继续沿着北街往前走。来到当地最大的超市跟前。超市门口人流密集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旁边有一条小巷，一直通到外面的国道。巷口立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长寿巷”三个字。
他指着那三个字说，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起的。其实原来根本不叫“长寿巷”，而是叫“卖柴巷”。我们当年几个年轻人，半夜里砍来的柴就是在这里卖的。当天晚上就被拉到台子上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回，还被扣了一天的工分。这是当年唯一允许做买卖的地方，唯一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。其他的你就是卖一颗鸡蛋也不行。但是，只允许买卖柴火，其他的买卖一律不准干。只要发现，一律没收东西，人也要被抓起来。这个巷子本来没有名字的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叫它卖柴巷了。
为什么？难道这里是特区吗？也在实行一国两制？
我疑惑地问。
不错，的确是这样。他说，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，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，中心在农村，农民就是主体；而我们进了城以后，中心在城市，市民和工人就成了主体，农民就被边缘化了。一切都围绕着市民和工人来运转：市民叫供应户，粮食完全可以保障，粗粮细粮都有；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，工人简直就是特权阶级的化身。因为工人和市民都要生活做饭，他们的粮食和钞票都有保证，跟农民没有关系。因为他们的粮食是从国库里领的，不是从农民的田地里购买的。他们对农民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活做饭的柴火。因此，就允许农民在这里卖柴火，把他们的生食做成熟食。所以，一切主义，并不是绝对的，而是需要什么主义，我们就利用什么主义。尽管可以不赞成，但不一定不使用和利用！我们就可以从这条小巷的变化中，完全可以理解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重要性了。在那个时代已经在使用了，只不过是只做不提罢了：对人家的统治有利的，错的也是对的；对人家的统治无利的，对的也是错的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，无关乎主义，更无关乎路线。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城乡对立，工农对立——已经早已超过了差别的层面而是已经到了对立的层面了。
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可是，为什么这样一个深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要改成长寿巷了？
我非常地困惑。
这也是领导意志啊。本来政府要明确这些道路巷口的称呼，做一些规范是好事。但名字是约定俗成的，不能随便改的。据说这个巷儿里边有个长寿老人，活了一百多岁。领导一拍脑袋，就把它改成了长寿巷，好像这个巷子里的人全能活到一百岁似的。我们家亲戚，包括我认识的人，小时候大人给小孩子起名非常随意。尽管他们上学后也起了一些正规的名字，但直到七老八十了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正式的名字叫什么，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名字。比如女孩叫嬬子，男孩叫流子。这是两种表示性别的称呼。根据他们的排行，比如老二是嬬子，就叫二嬬，老三是男孩，就叫三流。我认识的好多人中，都七老八十了，人们见了他们还是叫小孩的名字：二流，三流。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因为跟他们的孙子甚至是曾孙子和玄孙子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。
他笑着说。
完全就是长官意志，我也跟着说，这大概也是你们这样一个小城市的特色吧，领导就是一切，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。
你说得很对。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只见在新华书店门口，一个垃圾桶旁，一位老太太正提着一大包衣服，一件一件地往垃圾桶里面塞着。我和马叔走到跟前，那些衣服还非常新，有内衣毛衣和外套。
怎么这么好的衣服就扔了？
马叔问。
唉，老人叹了一口气说，不知道现在的人是烧的不行，还是这衣服就是坏不了。反正每年到新年，大家都要换新衣服，旧衣服就不穿了。箱子里扔得满满的都是。我们也不想换衣服，但子女们说是要孝敬我们，也给我们买新衣服。不穿觉得不尊重人家，穿了，这些旧的全浪费了，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了。心里也觉得可惜，可实在是没办法。现在的人，有了几个钱就烧的，不知道姓甚叫甚了。
老人边塞边抱怨地说。
马叔和我对视了一眼，笑着说，您老人家不要往这里边扔了，我给您找一个扔的地方。出了北大街，有个小广场，广场旁边放着几个衣柜，叫一家衣善，专门回收旧衣服和旧鞋帽的。你把这些旧衣服塞进去，扫一下码还有积分。积分是可以换奖品的，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你扔在垃圾桶里还污染环境的。
老人惊异地望着我们，不相信地说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还有人要旧衣服？
真的有的，他说，我们正巧路过，就带你去吧。
老人又把塞进去的几件衣服掏出来，又放进袋子里。我顺便往垃圾桶里瞅了瞅，里面居然有一堆馍馍，甚至还有半袋白面，也许是放久了，变质了吧，我心里想。
我帮她拎着，我们三个人朝北门口走去。
我们找到了他说的那个回收旧物品的铁箱子。我们按照要求，帮老人把衣服分门别类地放到箱子里去。只是她不带手机，也无法扫码。反正也是扔的东西，虽然没有什么奖品回报，不污染环境，有人把她带走帮助别人，这也是值得的。
小广场旁边有一家信用社，马叔说他要办社保一卡通。我们走进去，见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有人跟工作人员吵着要号码，工作人员说早就发完了。人们说昨天他们就排队，今天也领不到，双方争吵不休。
马叔看了一下，赶紧退了出来，跟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人员，又是专业人士，又有高学历，这种办事效率，我实在不敢恭维。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等了，等他们所有的人都办完了我再办吧。
这不是人太多吗？我听他好像也不满，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，没有必要抱怨人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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