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 今昔相比两重天（2/2）

这不是人太多吗？我听他好像也不满，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，没有必要抱怨人家。

你有所不知，他说，我们和他们的矛盾，根本就不存在，他们完全是自己制造矛盾，给我们设置障碍，也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的。

您这是怎么说呢？我费解地问。

这很简单呀，他们的理由是，他们每天只能办30个人，也就只能发30个号，发多了他们办不了。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是要强迫他们办，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号。我们有了号，号排到什么，我们就什么时候来，领了号我们就走了，根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。我领的是最后一个号，我难道能第一个来强迫他们办理吗？只要换一种方法，来一个人就给发一个号，领了号的人，只要轮不到他今天办理，他马上就会走人，多话都不会跟你说的，更不会跟你争吵了。你把每天要办的那个号，随便打印一个条，贴在柜台上。有号的人来看一下，知道我今天办不了。一天按30个算，我的这个号可能排到哪一天。我到那一天来，马上就办了。就没有必要挤下这么一大堆人，而且连别的业务也不好办了。全是办理一卡通的，就这么一点道理，他们都不明白，我真替他们感到惭愧。

原来是这样，我的这位大叔，我真的对他该刮目相看了，他一下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，马上能想到解决的办法。

那你跟他们说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我提醒他说。

我？他笑着说，你说我说的人家能听吗？能按我的办吗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关作风。事事都要听领导的，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：领导让我到河里洗煤球，我也要去洗，反正污染了河源河水，也是领导让我干的，对和错跟我没有关系。永远不会想到我要创造性地去工作，自己动脑筋，自己想办法。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，我不想去找麻烦的。尽管这事跟我也有关系，我也是等号的那一个人，但我还得耐心等。我既不会跟那些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去吵，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诸葛亮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：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吧。毛主席的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我觉得是一篇最好的文章，这是他老人家里边的话。我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，当然也是我们的毛主席反对的那个人。

我微笑着看着他。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，经过世事变故才有的深刻的生活体验。学会自己哄自己，更要学会自保，自己保护自己，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人生准则。

广场旁边，紧邻街面的一侧，有几家猪肉摊子。我和马叔走到跟前，问问猪肉的价格，一斤12块5，并不比北京的肉价低。

离开肉摊，我们沿着国道，在人行道上继续往北走，国道两边其实还是街面，依然店铺林立，人声鼎沸。

你知道吗？马叔说，刚才你问肉价的那个人，那可是个名人的后代，世家子弟。

你就跟我开玩笑吧，我笑着说，一个断腿军长，现在有一个屠户，世家子弟，你不会说他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哪位王爷的后代吧？

差不多，他说，要论实力，当然不是王公贵族可以比的，但要论名气，他的父亲要比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气还大。当然那时候叫革命委员会主任，人们不知道主任叫什么，但绝对知道“一刀准”。

什么叫一刀准？我疑惑地问。

就是一刀切下去，你要几斤是几斤，要几两是几两，一点都不会差的。他卖肉从来不用秤，肉案上放着秤，你可以随便称，半两都不会差的，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。
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竟然吓唬我，这叫杀猪世家。

我没说错吧，他得意地说，所以叫世家子弟。

你也许不知道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特别是六七十年代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，权力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服务行业的人。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特权阶层，每一个行业都只有那么几个人垄断着。全县的每一个人离开他们你绝对办不成任何事情。你只要吃一两肉，都离不开这一刀准。那时候卖肉是带骨头的，骨头的大小多少，全凭他的刀子说话，有关系的人，骨头就少一点；没关系，你就多一点。当大官的连骨头都不会带，只卖纯肉：垄断就会产生特权，只要有特权就有腐败，什么时候也是这样。

他若有所思地说，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，每一个行业都有风云人物，一个个都是大名鼎鼎。

有哪一些行业的？

我还真的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是个80后。

有屠户崔，打铁牛，镶牙马，粮票孙，鞔罗李，钉蹄成，劁猪吴，电影胡。当时的影剧院叫大礼堂，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。16排座位是最佳位置，是专门给县上的领导留的。如果领导不来看电影，宁可让座位空着，也不让别的观众坐，公开讨好领导，行使特权。一个个都神气活现，不可一世。我的那个侄子，他有个同学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，但他从来没有求她买过东西。这让他的同伴们非常讨厌他，说他是死脑筋。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同学，想买什么能买不到呢？他们小时候因为买不到扑克牌，只能自己用硬纸板来画。一副扑克牌居然要五毛钱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，都买不到一副扑克牌的。就那样还要走后门。那个粮票孙就是我昨天给你讲的那个粮票大王，他姓孙。也许你根本想不到，到了80年代末，所有的票证都作废了，他也下岗了。我在工地上打工干活的时候，著名的粮票大王竟然跟我一块在工地上，拿着一把铁锹搅拌混凝土，跟我们一起拉着绳子行硪，还时不时跟我们一样要受工头的龌龊气。从天堂跌到人间来，终于跟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农民，在一个起点上，在一个起跑线上，共同赚钱养家生活了。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其中的一个成果吧：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。我想，现在在网上，怀念过去的时代，借怀念红太阳，借钟馗打鬼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，可能就是他们这类人。当然还有那工人阶级，他们很快被我们农民取代了。有一个全新的名词，叫农民工。我们农民总是在什么最不值钱的时候，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工作！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，只要穿一身工作服，即使缺胳膊少腿，脑子也不好使的人，也能把农村里边最漂亮的嬬子娶去，当他们的老婆！工农差别，完全就是天壤之别。现在的农民工，把农民和工人绑在一起，工农差别一下子就不存在了。这大概是那最得意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，而对我们来说，就像回到天堂上一样。

他颇有感触地说。

而我听着，就像听着一个传说，一个遥远的故事，听得我一惊一乍的。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，其实根本就不远，只不过眼前的这个人经历过，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吧？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是多么的快，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多么的巨大：现在的扑克牌是一块钱一副，按照过去的换算标准，恐怕得几十块钱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我们边谈着边往前走。到了一座桥跟前，站在桥上看，不远处还有一座石拱桥，有五个孔洞，桥面上栽满了柏树和松树，成了一个绿化带，想必是旧桥了。

马叔指着那个桥说，我也不懂，是不是这种桥是我们祖先的发明？这个桥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。以前洪水特别大，桥又特别小。洪水一来常常都要漫过桥面，但只把上边的栏杆冲毁，整座桥毫发未损。那质量真正的是好。现在的桥高了，但洪水非常少，再大的雨，连桥墩的三分之一都不到。不然的话，那旧桥可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一旦挡住洪水的旧桥坍塌了，就可能把新桥冲垮，但现在水土保持得非常好，根本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。

他可真是个细心人，没有让他当领导真是屈才了。我心里想，这样的问题他都能发现。真的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确实是可怕的，当然，现在可能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了。

过了桥是一个小区，都是统一修建的那种6层楼房。他指指那些房子说，你能想像出这个小区过去是干什么的？

我怎么知道？我不是你们本地人，我也没有经过那个时代。

我说。

过去是火柴厂。

他说。

什么？你们这还有火柴厂，我不相信地摇着头。

真的，他说，不仅有火柴厂，工厂太多了，你恐怕很难想到。

都有些什么工厂呢？我说。

化肥厂，毛巾厂，电厂，水泥厂，农机厂，酱醋厂，饼干厂，柄把厂，果脯厂，甚至还有汽配厂。除了军舰，飞机造不出来，我们几乎什么也能造出来，他开着玩笑说，这些厂现在差不多全部变成了住宅小区，只生产人，不生产东西了。

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厂啊？我迷惑得很。

当时国家提倡办五小工业，叫小而全，一个县要不出县城，就差不多全能自给自足，完全就搞成了独立王国。而我们现在要求的恰恰相反，叫大而专，分工越来越细。就连我们农民农村也是，养鸡的绝不养牛，养牛的绝不毓猪。如果一个家里鸡牛羊猪鸭，全都有，根本就赚不到钱的。所以这些工厂的下场和这些工人的结局，完全可以想得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吃着大餐，用着智能手机，坐着高铁，领着不算多也足够养活自己的退休金，很怀念过去时代的原因：我想这原因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，有存在感，价值感，被人重视，受人尊敬。现在就算是衣食无忧，没人看得起他们；回忆他们灿烂的人生，不过就是光着脚，用脚来踩黑酱的原料，让它更加均匀。哪个有勇气说出他们的这些曾经灿烂的人生呀？

他笑着说。

你说什么？你说做酱的时候是用脚踩的，开玩笑吧你？

我不骗你，全是真的。那些所谓的工厂，就是一些小作坊，全是人工做的。不用脚踩，总不能用头顶吧？只是把脚洗净就算了，反正脚洗净以后，要比手干净得多。全县就他们会做酱，不必担心卫生，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吃的。

算了吧，我说，听着都叫人恶心。

当时还有一首流行非常广的顺口溜，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状况，他说。

你说说看，我对他说。

酱不黑，醋不酸，电灯不明，街道不平；火柴没脑脑，毛巾没毛毛，把把尽壕壕；面包赛过耐火砖，化肥还没猪粪好。这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对产品质量的准确评价：这都是民间诗人，大概几千年前《诗经》里的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吧？让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，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。让这些混日子的工人下岗，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，由擅长端泥饭碗的农民代替工人光荣上岗，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。什么岗位不值钱，我们农民就争先恐后地去干：农民不值钱的时候，我们当农民；工人不值钱的时候，我们当工人。什么时候市长不值钱了，也就轮到我们农民当市长了。如果说南方某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了，也不能引起什么反响吧？但小作坊式的国营单位倒闭了，就了不得了。工人下岗了，非常委屈，对政府非常重要，这都是体制的弊端。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，完全就是养活懒汉的，现在在网上表达对当今社会不满的人，完全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些小作坊上上班的伟大的工人阶级。

他笑着说。

我们一路聊着，一路往后走，很快走到了我来的时候的广场。他指着那广场说，你也许根本想不到，这里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河湾，聚集成一个水塘。夏天的时候是小孩的乐园，大家都在那里洗盥，现在却成了巨大的广场，真是沧海桑田啊！

再往后走，路边有几栋房子，有一个三层楼的小院，门口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嵎吉高速公路项目部，有不少人进进出出。

马叔指着那个牌子说，又一条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开工了。原来的那条高速公路绕远了，要到省城比国道还花的时间长。这条高速要开通了，到省城要缩短一半的时间，有两个小时就到。你们看看地里，人们正在忙着栽树，就准备开高速的时候让高速赔偿的。树苗要比粮食作物赔偿得多。这就是我们农民的狡猾之处，爱占小便宜。现在国家和政府给赔偿得相当多，正常赔偿就满足了。一亩地要给到六万块钱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一亩地如果种玉米，亩产按一千斤算，一斤八毛钱，抛去成本，顶多能卖到六百块钱，六万块钱是一百年的收入。这种赔偿你不满足还要怎么样？谁能活到一百年，而这一百年你还在干活呀？有二十亩地就是百万富翁，还要用这种办法来套取国家的赔偿。

这也不能怪农民，自私是人的本性，我说，这种小聪明谁也会耍，跟职业身份没关系。城市里的人面对拆迁还不都是这样？特别是城中村，你说要开发，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房子，哪里人也一样。

也是，他说，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，不把握好这个度，情理法上说不过去的话，再强硬的人也会吃亏的。修东面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有人就不满意，阻挡施工，工程拖了很长时间，问题得不到解决。施工方干脆用黑社会的手段，把那个带头人的腿打断，赔了几十万居然私了了，公安部门也没追究双方的责任。几十万的赔偿，跟工程的耽误的进度比较起来，是很合算的。老百姓是不同情那个打断腿的人的。可见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公正的东西，只要公家给得很正常，大家都不要吃亏，什么问题不能解决？

广场北面，是一栋连一栋的大楼，全是各单位的办公区，一家比一家气派，一直延伸到最北面的消防队。

这就是我们原任县委书记的功劳，马叔说，就是咱们参观的那个梨博园也是他的杰作。他给我们贡献了一座新城，还有一条非常宽敞的滨河路，跟那个小小的梨博园比起来，实在不算什么。那是他交了的学费，毕竟他的贡献要大得多。我估计可能他周围缺少一个智囊团，而自己的部下，大家都明白，但谁也不会说的。这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：皇帝为什么能被忽悠，就是因为部下不敢讲真话。原来的办公区实在是又老又旧，确实应该改变，还不如我们的农家小院，但现在好像也太大了，一个单位也没有多少人，很多房子都空着，全是在浪费。

西面是一座医院，医院外面的巷子里，两边都是平房，门口无一例外都摆着花圈，纸张和各种祭祀用品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

你知道这条小巷叫什么吗？马叔问我。

我哪知道，不就是卖死人用品吗？好像里边还有棺材，我说。

对，我们当地人都把它叫做阴槽一条街：医院是让人活着，如果让人活不了，过了墙就是另一个世界，就是人生的终点。生和死就隔着一堵墙，就这么简单。

他感慨地说，这让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

死人还有什么有趣的事？

我费解地问。

死的人是死的，但对活着的人来说，绝对是一件要紧的事情。当时人们很穷，棺材寿衣都是个大问题。有一个村里的人，他很爱面子，想体面地给自己的父亲做一身寿衣，但他又没有钱。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去世了，他居然想到挖开坟墓去偷人家的寿衣，结果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，判了五年徒刑，他说。

还有这种事？我惊讶地问，盗窃别人家的坟墓，怎么跟现行反革命的联系起来？八竿子打不着的事！

那时候刑法不健全，也没有什么盗墓罪吧，现行反革命是一个万能的蔂儿，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。人家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著名的革命家，你把人家的坟墓挖了，那当然是反对革命，就是现行反革命了。

他似乎是勉强地说。

也许是吧，如果我是那时的法官，我可能也想不出能用什么办法来定他的罪名。

我由衷地说。

从中间的侧路拐出去，就到了新建的滨河路，双线四车道，非常宽敞。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来往往，一来就是一大串。滨河路旁边，把河水用挡水板挡住，形成一个个人工湖泊，整个河道就像一座湖泊，河道两旁，各建了一条景观道，长长的仿石板路，一直通向两面的远方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有一座跨河大桥，连接着河对岸的村子。青绿色的河面，映衬着蓝天和两边发绿的树木。河面上有一些水鸟在嬉戏着。河道两旁的树上有不少喜鹊和灰喜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空气清新，幽静温馨，跟上边往来穿梭的车辆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我们漫步在景观道上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感觉到非常惬意。

马叔指着我们的脚下说，在建这条滨河路之前，这里全是垃圾污水，臭气熏天。只有发洪水的时候，才能把这些垃圾冲走。周围的人们，经常盼望着就是夏天到来，等夏天来的山洪，不然就要在这种臭气熏天的环境中生活。现在这么好的环境，谁也舍不得往里边扔东西了，污水也有专用的管道，一直延伸到城外的污水处理厂。全城的污水都进不了河里，这是对我们全县人最大的贡献。他走后留下了赞美无数。实实在在的政绩，根本不用宣传，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宣传的。

你知道吗？他指着指滨河路和国道之间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，这盏路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，这在你们大都市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吧？

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不相信地说。

真的，他说，滨河路修得非常宽敞，完全是从河道里垫起来的，被人们目为奇迹，来往车辆畅行无阻。但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，整个县城从来没有过红绿灯，人们出行也没有什么绿灯行红灯停的概念。这么大的公路上，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，却忘了安装红绿灯。三个小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被一辆路过的大挂车撞得血肉模糊。管理部门这才想起这里应该安装红绿灯的。所以说，这盏红绿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。足以说明，我们不管经济上落后，观念上落后，在管理上也同样是落后的。可现在你看，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。这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吧？

我前后左右看看，还真如他说的那样，确实是变化很大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从南到北，整整的转了一圈，几乎把整个城都走完了。我们沿着滨河路一直往南走，眼前是一幢幢的高楼。

马叔指着那些高楼说，这是滨河路的副产品。原来这一块都是居民区，滨河路一建，把整个居民区都挡在下边，滨河路就在他们的头上，一下就成了棚户区。国家进行棚户区改造，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县最高档的小区。别处的房价仅仅两千块钱，有的只有一千多，而这里的楼盘每平米居然达到三千八，就是这样也是供不应求，全让有钱人和年轻人买去了。

我们走下滨河路，走到小区前边的街道上，前边是另一座小区，也是几十层的高档小区。

这里的地方，想起来都让人后怕，可现在这里建的房子，就是供不应求的。

马叔指着一幢一幢的高楼说。

有什么怕的？你别吓唬我吧。

我冲着马叔说。

还真不是吓唬你。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，只有我们这里特有，叫“出西门”，是闂人的话。如果有人说让谁出西门，那就意味着是死囚犯人，是要被杀头的。这里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刑场。当然也不是专门的刑场，只是一个河滩。因为离市城中心远，就成了专门杀人的地方。所有的死囚都是在这里被砍头的，都叫出西门。以前被判了死刑的犯人，要从北街的监狱里边拉出来，经过西街，一直走到这里，被执行死刑。这就形成一个风俗，凡是办喜事的车队，绝对不走西街，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盛行。因为那是不吉利的，但是大家似乎忘了，杀人的刑场更不吉利。但大家还是挤破头的去买这里的房子。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，也一定要让位于实际应用。当刚需大于意识形态的时候，意识形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可见现在城市的扩张是多么的疯狂。只要是城中村的土地，不光过去是什么样的用处，现在全成了黄金土地，没有人想起这是一个曾经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地方，却停满了小车，装上了电梯。

他像一个哲学家似地说。

不过，他说，这里的房子跟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小区的房子还是有区别的。这里原来是耕地，而且还是水浇地。那个书记神通广大，也办不下产权证，只能给大家办得是小产权证。而那个棚户区改造的是大产权证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红本的。所以这两家的房价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两个小区都在中心地段，小产权也是产权，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小区，平白无故就拆掉了。像这样的小区，我们这里有六七个，无疑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一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，好像就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。当然也提升了人们的愿望，给大家互相攀比和夸耀，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依据。

我们说着，走进了小区中间的步行街。街道不长，但两旁店铺林立，从衣食住行，到各种服务都有。穿过步行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怎么这么熟悉呀？我仔细一想，这不是我刚来的时候打听他的农贸市场吗？

马叔说，咱爷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，现在我们又来到初次见面的地点，真是缘分啊。

说着，我们俩都大笑起来。

好了，他说，我们这座小县城的过去和现在，全给你讲完了，优点缺点，成功失败，好的坏的，民间的官方的，也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。不过，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去。

什么地方？我问他。

火车站，他说，你不看看公交车上写的吗？几乎每一辆车都有一个火车站，那是公交车的终点站，也是火车的始发站。从前我们这里的人说，我们这里可能通火车，都会被人闂一顿，说他完全是做梦。现在梦想真的成真了，咱们看看去吧。

好吧，我说，最后一站火车站见。

不过，那地方有点远了，我们开车去吧。

我们从农贸市场逛上来，逛到南街我们停车的地方。我们开上车，有十几分钟便到了郊区的火车站。

我们把汽车停在停车场，步行上了一条不太长的坡，便到了火车站前边的一个小广场。车站不大，有一个不太大的候车室，客运车还没有通车，门也锁着。我们站到侧面的一个高台上，看见一辆长长的运煤车，像一条钢铁巨人，从轨道上缓缓地驶过来，鸣了几声汽笛，驶向远方。

马叔说，这实际上是一条运煤专线，主要运从陕西过来的煤。终点在山东日照，然后通过航运出口。客运只是捎带，离省城太远，基本没有多大价值。将来就是客运车通了，到山东陕西比较方便，到省城还是要走国道和高速公路的。但毕竟我们这儿的小小山区也通了火车，这是我们全县人最自豪的事情。

我望着通向远处的这条钢铁巨人，看到了这个小县城巨大的变化。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绝不是几个跳梁小丑能否定得了的；螳臂挡车，是绝对不会阻挡历史车轮滚滚的洪流的。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沿着这已经制定好的正确的轨道，走向遥远的远方的。